刘梦溪:如何评价儒学的历史地位?

2019-07-09  阅读 41 次

刘梦溪:如何评价儒学的历史地位?

百年中国,再没有其他学说像儒家思想这样,经历了如此长时间的反复跌宕和严峻拷问。 蔡元培先生是何等样人,中国现代泰斗的称谓,他比任何人都当之无愧。 但他不赞成读经,致使被请来与之共襄民国初立之教部的马一浮离他而去。 当然不伤友情,十五年后蔡先生出掌北京大学,又礼聘马先生担任文科学长。 马先生的回复是:礼有来学,未闻往教。 以古礼婉拒。

于是改聘陈独秀为文科学长,又请来胡适之执教文科讲堂。

读经和反对读经,成为当时学界和舆论界争吵不休的一桩公案。 反对者显然占上风,连鲁迅也站出来发声,批评提倡读经者即使是真正的老实人也不过是笨牛而已。 文革十年,不仅作为传统社会大传统的儒家思想成为众矢之的,民间文化和民间信仰所呈现的文化的小传统也被冠以四旧之名,必欲清除扫尽而快之。 改革开放后中国拨乱反正,重新起航,把还给历史成为思想学术界的共同呼声。 由被幼童也参与唾骂的斯文扫地变而为正常的文化古人。

但儒学重启,则是近十年的事情。 上世纪八十年代虽经识者推动,但收效甚微。 九十年代深入研究人文学术的风气开始出现,公正评价儒家学说、重估孔子历史地位的论著受到关注。

但由于所经历的毁圣弃知的时间实在太长,难免积非成是,改变世人乃至学界部分人士的成见尚需时日。 马一浮先生曾经拟过一副联语:鲁国多讥儒及戏,秦人惟以吏为师。 诚然是借来嘲讽世情,但如果将孔子的家乡和儒家思想的故乡等量齐观,则儒家思想在百年中国的遭遇,就不仅仅是以之为戏了。

所以如此的缘由,也有对儒家学说本身存在诸多误读不无关系。 我觉得有三个与儒学直接相关的问题,需要予以澄清,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正确评价孔子和儒学的历史地位。 第一个问题,需要明了在儒学产生之初,即春秋战国时期,儒家只是中的一家,其影响比之墨家或犹有未及。 所以颇为焦虑地说:圣王不作,诸侯放恣,处士横议,杨朱、墨翟之言盈天下。 天下之言不归杨,则归墨。

(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)他因此想起而矫正此种仁义充塞的时代风气,欲以承继虞舜、周公、孔子的圣道为己任。

第二个问题,汉代中期汉武帝听从大儒董仲舒的建言,实施独尊儒术,罢黜百家的政策,使儒学的地位骤然提升,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。

但儒学以外的学说仍有存在空间。 东汉佛教的传入和道教的兴起,即为明证。

而到魏晋南北朝时期,释、道、玄之风大炽,其思想所宗更非只有儒学一家。 隋唐佛教发展的势头,亦不在儒学之下。 但如果认为隋唐时期的思想主潮是佛而非儒,轻忽儒家的地位,又有误读古人之嫌。 直承郑康成而撰《五经正义》的孔颖达,即是当时继往开来的儒学健将。

明清以还,儒学的地位日趋稳固,但佛、道两家在民间社会的影响也开始定式成型。

第三个问题,儒家思想在宋代呈现变易之势。 二程和朱子等宋代大儒,诚然是承继了先秦以孔子、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,但朱子的理学实为思想大汇流的产物,道家和道教的思想,佛教特别是禅宗的思想,一起参与进来成为理学的助发资源。

三教合一在学理上得到论证,肇始于唐,而宋代实为集大成,此即陈寅恪先生所谓新儒家之旧途径是也。

我提出上述三个问题,是想证明儒家是具有包容性的学说。

儒家的包容性,反映了中华文化的包容性。 而儒家所以具有包容性,在于儒家不是宗教。

陈寅恪先生对此十分肯定:中国自来号称儒释道三教,其实儒家非真正之宗教,决不能与释道二家并论。 (陈寅恪《金明馆丛稿二编》,三联书店版,第219页)儒家也重教,那是子以四教的教,有教无类的教,教化的教,而非宗教的教。 儒家思想作为中华文化大传统的代表,处在不断地被检讨和重新诠释之中。 经过检讨、诠释,便有增加、有变易、有更化。 儒家由先秦而宋,已经是在增加、变易和更化了。 明代心学出,是又一更化。 王阳明的学理初衷,本在减少(他认为朱子增加的未免过多),但阳明心学很快被边缘化,可以为后学所宗,却无法成为社会的主导思潮。

学者有制度化儒学之称,这在唐宋以前并不明显,主要是明清两朝,伴之以科举命题以四书取义,儒学不仅制度化,而且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方面影响尤为深钜,因此其存在形态难免因固化而僵化。

儒学在晚清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大变局中出现危机,实与儒学在明清的固化与僵化直接相关。 所谓危机,恰好是制度化儒学的危机,而非先秦孔子和孟子原初思想学说的危机。 这里涉及到儒家思想的变与不变的问题。 变易与更化给儒家学说带来了活力。

但儒家精神亦有不变的一面。

这让我想起《易》有三易,即不易、简易、变易。

儒家原初思想的简易,有《论语》可证。 孔子深知该说什么和不该说什么。 所以出语至简,有时至于说予欲无言。

理由是:天何言哉?四时行焉,百物生焉,天何言哉?(《论语·阳货》)所不变者,是为儒家的理性精神和六艺经典的核心价值。 六艺后称六经,有的或为孔子所作,有的是前于孔子而为孔子所删订的典籍文本。

孔子思想与六经是一而二、二而一的关系,《论语》即可视作六经的简易读本,只不过表达方式已化作日用常行。 马一浮不称六经而称六艺,是沿用典籍的初称。

孔门之教,分技能训练和典籍传习两大类。 技能则礼、乐、射、御、术、数,此处之礼,为执礼,类似礼仪程序的排演,乐则咏歌诵唱,不学无以为能。 典籍传习则《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《易》《春秋》,以为传道之本。

两者都称六艺而型态不同。

马一浮所述论之六艺,自是后者,故他说:此是孔子之教,吾国二千余年来普遍承认一切学术之原皆出于此,其余都是六艺之支流。

(《泰和会语》)马一浮的发明处,是将六艺和诸子、四部区隔开来,称六经为中国文化最高的特殊的文化形态。 而熊十力则标称,六经是中国人做人和立国的基本依据。 这样,六艺即六经在中国的思想文化系统中,便有了至高无上的地位,不仅诸子、四部无以取代,与现代学术的文、史、哲科分亦不相重合。

六经的形上意义在于它的系统的价值伦理,也就是马一浮所说的六艺之道。

唐宋儒所致力的传道,所传者即为六艺之道,也就是六经的价值伦理。 近年我从《易经》《》《孝经》,以及孔子、孟子的著作中,抽绎出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价值理念,包括诚信、爱敬、忠恕、知耻、和而不同等,经过分梳论证,我认为它们是几千年以还一直传下来的,可以称之为中华文化的永恒的价值理念,同时也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理念。

不仅适用于传统社会,也适用于当今的社会;不仅适用于中国人,也可以适用于全世界的人。 此正如康德所说,道德理性具有绝对价值。 六经义理内涵所呈现的,就是中华文化的具有绝对意义的道德理性,永远不会过时。 《易经》乾卦的《文言》引孔子的话说:忠信,所以进德也;修辞立其诚,所以居业也。 现代人的人生选择虽然更趋丰富,但其大道要旨,亦无非进德与居业二事。

因此忠信和立诚便成为每一个人都需要具备的道德理性,甚至可以说是取得成功的前提条件。

论者有谓传统文化需要现代的转化,其实就道德理性的建构而言,六经的价值伦理进入现代人的精神血脉,自是顺理成章之事。 可惜百年以来的现代教育变成了单纯的知识教育,忽略了传道的内容,致使一千二百年前的之叹继续成为我们的今日之叹。 虽然,古与今宜有别也,礼俗政俗亦因地而异。

但正如孟子所说:口之于味也,有同嗜焉;耳之于声也,有同听焉;目之于色也,有同美焉。

所以如是,盖由于人之心或曰人的心理,有理之所同然者(《告子上》)。

故孟子又云:先圣后圣,其揆一也。

(《离娄下》)而近世大儒钱锺书先生则说:东海西海,心理攸同;南学北学,道术未裂。

中华文化的最典范的价值伦理具有永恒性和普遍性,正不足为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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